插画 芝芝
豫西南的春天来得迟，却来得烈。
3月末的邓州，春风中还有些料峭寒意，而阳光已经暖了。我们穿过古城的那条长街，拐进一条小巷，远远地就看见一片水——那便是百花洲了。洲不大，水也不深，在这中原腹地，能有这么一方水，已是难得。水边柳色初匀，鹅黄的嫩芽刚刚爆开，软软地垂着，如刚醒来的样子。
花洲书院就在水的那一边。门楼不高，青砖黛瓦，朴素得像一位隐居的老者，自有一种沉静的气度。门楣上“花洲书院”几个字，沉稳、不张扬、极耐看。
推开虚掩的木门，院里的海棠正开着，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。几株芭蕉刚刚抽出新叶，嫩绿嫩绿的，卷着边儿，颇有几分少女的娇羞。廊下摆着几盆兰草，叶子绿得发亮，在春风里轻轻地摇曳着。
忽然，一阵读书声从正堂传来。循声走去，见一间讲堂里，十几个孩子正端坐着，手里捧着书摇头晃脑地念着。先生是个40余岁的文人，戴着一副圆框眼镜，正闭着眼睛听，手里的戒尺轻轻地敲着桌面，打着节拍。我没有打扰他们，悄悄站在窗外。
“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……”是《岳阳楼记》。那熟悉的句子，仿若一条时光之河，从千年前流过来，融进这春天的空气里。阳光从花窗斜斜地照进来，照在孩子们的脸上，照在他们专注的神情上。
我在院中的石凳上坐下来，静静地听着，不禁想起范仲淹写这篇文章时的情景。庆历六年（公元1046年），他因“庆历新政”失败，被贬到邓州，任知州。政治抱负受挫，理想未竟，从权力的中心被放逐到偏远的南阳盆地，他该是怎样的心境？然而史书上记载，他在邓州兴修水利、整顿吏治、兴办教育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他没有沉沦、抱怨，而是把满腔的忧国忧民之情，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政绩。
恰好就在这时，他的朋友滕子京从岳州寄来一封信，说岳阳楼重修竣工，请他作记，随信还附了一幅《洞庭晚秋图》。滕子京和他一样，也是被贬之人，两人可谓同病相怜。范仲淹对着那幅画，沉思良久，方提笔研墨，写下了这篇千古名文。一个从未见过洞庭湖的人，却写出了洞庭湖的万千气象。这靠的岂止是文采？更靠的是他胸中的丘壑，是他对天下苍生的那份深情。
也是这样的春天，范仲淹坐在这百花洲畔的书斋里，窗外是泠泠春水，水边是他手植的柏树。此时的窗外有了几声鸟鸣，有了缕缕花香，更有春风拂过水面的涟漪。可他心里想的，恐怕只有千里之外的洞庭，那“衔远山，吞长江”的浩荡气势，那“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”的悲凉，也有那“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”的明媚。他写的是洞庭，又何尝不是写人生？
园子的一角，有一棵古柏，相传是范仲淹亲手所植。树干粗壮，得两人合抱，虬枝盘曲、树皮斑驳，我们在树下站了很久。当年，范仲淹或许在这里踱步，思索“天下之忧”。
史书记载，范仲淹两岁丧父，母亲谢氏贫困无依，只得改嫁到淄州朱家，他也跟着改姓朱，取名朱说。后来他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心中悲痛，便辞别母亲，独自到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。那时的他，穷困潦倒得令人难以想象。每天煮一锅粥，等粥凉了凝成块，就用刀切成四块，早晚各吃两块，就着几根咸菜，便是一天的饭食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他昼夜苦读，5年不曾解衣就寝。困了就用冷水洗脸，饿了就吃粥。一个穷孩子，硬是凭着这样的毅力考中了进士。后来他做了官，恢复了范姓，取名仲淹，字希文。他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三起三落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写出的文章，怎能不掷地有声？
我们在书院里慢慢地走，一间一间地看。藏书楼里，摆着一些线装古籍，纸页已经发黄了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。碑廊里，嵌着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，字迹或娟秀、或苍劲，表达着对范仲淹的敬仰。还有一间展室，记述着他的一生。
正看着，那群孩子下课了。他们三三两两地从讲堂里出来，在院子里追逐嬉戏，笑声清脆得像银铃。看着这些孩子们，我心里莫名地涌起一股暖意。孩子们也许还不完全懂得《岳阳楼记》的意思，也许还体会不到“先忧后乐”的分量。可是，那些文字已经成为一粒粒春天的种子，种在了他们心里，它们会发芽、长大、长成参天大树。到那时，他们就会明白，范仲淹留下的，不只是一篇文章，更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情怀，一种做人的道理。
